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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省很多城市始建于遼代

作者: 來源:北國網 發布時間:2022年08月03日

古城遺址考古成果與史料記載相印證——

我省很多城市始建于遼代

  金代銅釜 是軍隊或游牧民族使用的炊具,出土于葫蘆島市寺兒堡鄉。與遼代六鋬耳大銅釜(右圖)對比可以看出,金代銅釜繼承了遼代風格,彰顯了當時的冶煉水平,從中還可以分析出當時的軍事、城鎮、人口分布等情況。

六鋬耳大銅釜。( 法庫縣遼代城址出土) 馮永謙 攝

棺床小帳。 (法庫縣葉茂臺遼墓群出土)

遼代瓦片。 (開原市遼代城址出土) 馮永謙 攝

法庫縣遼代城址城墻。 馮永謙 攝

契丹婦人石雕像。(沈陽市五里河出土) 本版圖片除署名外由遼寧省博物館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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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報記者 朱忠鶴

  提 要

  我省研究人員通過將史料與文物相結合,確定在遼寧古代歷史上,有四次建城高潮:第一次為戰國秦漢時期,第二次是南北朝時期,第三次是遼代時期,第四次是清代后期。通過比較,研究人員發現,我省很多城市始建于遼代,而且,部分城市的名稱沿用至今。

  在遼代,遼河流域城鎮稠密

  20世紀80年代,在沈陽市法庫縣西南50公里處的葉茂臺鎮葉茂臺村,考古工作者發現遼代墓葬群,命名為“葉茂臺遼墓群”。據考證,這里是遼朝宰相蕭義的家族墓。

  在距離葉茂臺遼墓群幾十公里外的法庫縣四家子鄉,有一座風景秀美的巴爾虎山。放眼望去,山腳下,草木繁茂,屋舍儼然,現代農村與山巒交相輝映,別具田園韻味。距今1000多年前,這里曾是遼朝一座著名州城,即遼朝宰相韓德讓所建的投下軍州——宗州。當然,宗州并不唯一,僅以法庫縣為例,截至目前,這里已經發現古城址20余座,整理出來的遼代村落遺址200余處。可以說,在遼代時,法庫地區城郭相望、市井繁榮。

  法庫僅僅是我省在遼代時期人口稠密的一個縮影。“遼河流域是遼朝城鎮稠密的地區,數量遠遠超過前代。在今天的遼寧境內,考古工作者發現遼代時期建設的州、縣、軍城總數達100余座,是遼寧古代史上第三次建城高潮。”渤海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肖忠純鉆研遼代歷史多年。他表示,遼代時期的城鎮幾乎遍布遼河流域,即使在今天的阜新、康平、法庫等農牧地區,也建起許多不同類型的城鎮。

  研究發現,除了沿用上一個朝代的州城外,遼還新建了很多城鎮。這些新城鎮的建造原因,大體包括幾種情況:一種是為遷入的漢人、渤海人所設的僑置州縣;第二種情況是王公貴戚為俘獲的人畜所建的投下州縣,除上文提到的宗州外,還有阜新境內的渭州、遂州、橫州、閭州等;第三種情況是為從中原或渤海國來的,具有紡織、冶鐵、制瓷等專業技術的人員而設的手工業城鎮,如錦州、銀州等。

  在遼代,位于今天遼寧境內的主城有東京遼陽府(今遼陽老城)和興中府(今朝陽老城),這兩座城規模較大,經濟發達,貿易繁盛。史料記載,東京遼陽府布局嚴整有序,分為外城和內城,內城即宮城,“外城謂之漢城,分南北市,中為看樓;晨集南市,夕集北市”。鐵器金屬制品、綾錦紡織品和“遼東粟”等是當時東京遼陽府貿易的主要商品。相比之下,興中府的織錦和冶鐵業比較發達。隨著遼朝人口增多,經濟發展,大部分原來只具有軍政職能的城邑、軍堡,也逐步演變成為具有商業貿易職能的城鎮。

  遼代城市名稱沿用至今

  “作為遼寧古代歷史上第三次建城高潮期,遼代建的城鎮較多。”肖忠純說。

  除數量較多外,遼代居住和建筑風俗具有游動性、東向性、開放性的特點,這在我省發掘出土的遼代建筑遺址上可以窺探一二。

  所謂的“游動性”,指的是作為游牧民族,契丹族早期經常處于遷徙狀態。較具有代表性的是遼朝的“捺缽”制度,即遼朝皇帝保持著祖先在游牧生活中養成的習慣,不定居在哪個京城,而是根據季節變換不斷地轉移遷徙,大量官員跟隨皇帝,在遷徙中辦公。

  不僅如此,在契丹貴族統治之下,新建的大多數城鎮建筑具有東向性的特點。《新五代史》卷七十二《四夷附錄》中記載,在拜日習俗影響下,契丹人“四樓門屋皆東向”。這種特點在今阜新地區發掘出的遼代城址中可以看出來——懿州古城、成州古城、小五喇叭古城、葦子溝古城等遺址都是東向。

  肖忠純表示,雖然金與遼有沿承關系,但是金朝在繼承遼朝州縣城鎮格局的同時,裁并了一些較小的州縣,使主城更突出。比如,當時的遼陽府和興中府的經濟更加興盛,而咸平路咸平府(今開原老城)因遼河航運興盛,升格為主城。另外,金朝以礦冶、紡織、陶瓷等為主的手工業城鎮日趨繁榮,逐漸發展壯大,如冶鐵業發達的新昌鎮(今鞍山南舊堡官墻子遺址)、紡織業興盛的錦州、陶瓷業發達的貴德州(今撫順高爾山下古城)等。

  金末元初,烽煙再起,遼河流域很多城池與建筑在戰火中淪為廢墟,比如金朝末年的瑞州(今綏中前衛鎮),據《大寧路瑞州海濱鄉周家莊云谿觀碑》記載,當時是“荊棘叢生,虎豹恣行,人跡罕至”。

  遼代之后,雖然一些城池在朝代更迭中毀于戰火,但如果追根溯源,我省現在很多城市始建于遼代,如鳳城(開州)、海城(海州)、蓋州(辰州)、熊岳(盧州)、金州(蘇州)、開原(咸州)、北鎮(顯州)、喀左(利州)等,有些城鎮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,如錦州、復州等。

  記者了解到,在遼代一些鄉鎮的地位更突出,因為在當時,這些不起眼的地方是州縣的治所。雖然這些城鎮在此后的戰爭中多有毀損,但它們的復建大多仍在遼代舊址上。

  遼代建城體現多民族融合特點

  在遼寧古代歷史上,一共掀起4次建城高潮。“第一次是戰國和秦漢時期,第二次是兩晉南北朝時期,第三次是遼代時期,第四次是清朝后期。”肖忠純表示。

  相較于國內其他地區和其他時期,遼代的建城方式和風格較獨特。作為游牧、漁獵與中原文明交織地帶,遼河流域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,大多為游牧民族生活區,正因如此,這一地域的建城既有中原城池的特點,同時也有游牧民族特色。比如,城鎮的布局與中原地區相仿,輪廓為方形、四面設門,但城內的宮殿、佛塔、牌樓等建筑設計具有民族特色。

  不僅如此,生活在遼河流域的先民大部分時間都是臨河、臨海而居,到了清朝末年,才隨著公路、鐵路建設向內陸分散。今天的遼北地區自遼代起城鎮才開始逐漸增多,金元兩朝繁盛,到了明代又衰敗下去。而遼河平原沼澤地區(主要在今北鎮至遼中之間)一直地廣人稀,到清朝末年才有了縣級機構設置,城鎮逐漸增多。

  與當時的中原地區相比較,位于今天遼寧境內的城規模較小,這是遼代城鎮建設的第三個特點。“這與當時遼寧地區的人口、經濟規模等要素息息相關。”肖忠純表示,根據遼寧各地古代城址的考古發現,除了歷代的遼陽城、三燕時期的龍城(今朝陽)可與中原地區的州城相比擬以外,古代建設的城鎮大都屬于中小城鎮。

  考古工作者發現,一般的遼代州城周長約4至6公里,小型州城、縣城在2公里左右。如阜新地區的懿州(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塔營子鄉古城址)周長4.6公里、成州(阜新縣紅帽子鄉古城址)約4.1公里、渭州(彰武縣四堡鄉沙力溝屯古城址)約1公里、顯州(北鎮城內北鎮廟附近)周長約5公里、乾州(北鎮西南)4.2公里。而咸州古城(開原老城)周長約為6.5公里,韓州(昌圖八面城)3公里。

  對于遼代建城規模較小這一事實,史料中有記載。如出使金國的北宋進士許亢宗在《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》中記載:“所為州者,當契丹全盛時,但土城數十里,民居百家,及官舍三數椽,不及中朝一小鎮。”這一記載與考古發現相印證,不過,那些沿承了上一個朝代的主城,仍然保持了前代的規模。

  在老城里 找尋歷史記憶

  本報記者 朱忠鶴

  歷史上那些顯赫一時的塔樓、城池,會在時間疊壓中消逝得了無蹤影,難覓痕跡。

  在采訪遼金古城遺址過程中,上述感觸時常回閃在我的腦海中。這并不是無病呻吟,而是在我掌握了一些文字史料,并按圖索驥時,卻發現根本找不到古城池痕跡后的深切感嘆。

  除了歷史和文化工作者外,現在的我們,可能很少關注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鄉村從哪里來、歷史上曾發生過什么。須知道,一座城市也好,一個村落也罷,它絕非橫空出世,它何以為它、何以是它,一定有著前因后果。但遺憾的是,我們恰恰只關注到當下的所見、所感、所得,忽視了它只是時間下的一個切片,也忽視了它如何從歷史深處一路走來。

  我曾到過遼西的一個小山村,這是由明代長城體系下的一個“堡”演變而來的村子。我在村里仍可見這座堡城殘留下來的城墻片段,但當我探詢這座村子的歷史時,就連村中的一些老人也只能說出他們小時候村子城墻的模樣,卻不能準確說出村子的歷史和城墻的傳說了。

  慶幸的是,國家已經開始加大對傳統村落與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力度,一些歷史文化名村、名城經過修繕與對外傳播后,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。那一段段古城墻就是一段段可以觸碰的歷史,我們既可以撫今追昔,也可以從中暢想未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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